“30后”北外教授刘润清 | 漫长的英语学习道路

2019-10-09 16:54:23

“30后”北外教授刘润清 | 漫长的英语学习道路

刘润清 英语学习教师版 1周前

英语学习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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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英语学习》特别策划了“英语学习在中国”专题栏目,邀请五位生于不同年代的作者,撰文回忆他们的英语学习之路。这五位作者中,既有新中国英语教育发展进程的建设者、推动人,亦有正奋战在教育教学一线的中流砥柱,还有刚刚迈进大学的青年学子。跨越时代的激流,我们期望这些与新中国英语学习之路并行的亲历者,能用他们的个人故事唤醒国人的集体共鸣,让更多的人聆听你我与时代同行的足音。



本文为专题组稿之一,由“30后”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润清老师撰写。如需阅读本专题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英语学习教师版”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刘润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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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开始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认识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唯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会,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他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


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然后擦掉又继续写。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总的来说,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新增了泛读课,老师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


另外,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初用英英词典时我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我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英文版简易读物。这些读物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了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了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


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时我的注意力会突然变得集中,我会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令我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


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说,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


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懂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


一是伊莎白老师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Received Pronunciation),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我的朗读水平因此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和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年长的出息。


二是我们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 Beijing Review(那时叫 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原著的人刚接触 Beijing Review 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我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用 Beijing Review 作课文,而一定要用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文章作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 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我们学了翻译,特别是汉译英。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他们都很有水平,上课也非常有趣。这门课使我认识到,英文不学到家,翻译是谈不上的。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汉语文字看似已懂,实则不然。翻译远不是词与词、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是做不了翻译的。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要想翻译《红楼梦》,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


回忆起来,在北外学习期间,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那时,虽然我们没有“快译通”“文曲星”等“现代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作业改得细致到家,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真庆幸,那时“托福”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教学相长

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时也觉得自己学了不少英文,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教过几年书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其说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


首先,在备课时,我通过大量查词典,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备课时,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在查词典的过程中,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时在一个词上花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


接着,我就借助词典,参考教案,转述(paraphrase)课文上的难句。一节课准备下来,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以便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的口语、笔语表达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


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事”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三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五六条新闻,写出七八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


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我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翻译、报刊阅读。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讲得深,学生的学习才不至于浮在表面。为此,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社会意义、文体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老师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不仅有语言信息,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和文化书籍等。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


*作者注:王佐良先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著名教授,历任北外副校长、英语系主任等,在英国文学、文艺理论及翻译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许国璋先生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著名教授,历任北外英语系主任、语言所所长、《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英语教育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语言学领域做出过开创性贡献,他的大学《英语》教材历经30年而不衰,堪称我国同类教材的典范。这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范影响了我国外语界的几代人。


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


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治学严谨与大师风范,又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 Palmer 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 Palmer?有两个 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


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些对话,王公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锺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 The Merchant of Venice 中的 the Trial 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两位先生教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给英语学习者的建议

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籍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探究学问与教学的精细程度。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而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 “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唯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根本不可能!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在于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总之,外语学习是慢的,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躁躁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试代替学习,不要用试题集代替课本。目前,应试教育现象十分普遍,考试过多,很多试题或题型不够科学。学习者花了很多的时间做题,最后拿个什么证,但是英文却没有学到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一门外语,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中有死记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学习词汇、语法等,是硬记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但是,使用语言,却需要多练,是艺术性的工作。


目前,拥有各种外语证书的人已经达到几千万了,为什么外语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学习者:


“凡是经过突击可以提高分数的考试,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试;凡是用大量的上课时间教你考试技巧的老师,决不是真正负责的老师;靠画ABCD是永远学不好英语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职者的英语能力,才不会去理睬你手中的那个证书呢。国际人才竞争,要靠本事吃饭;七大姑八大姨没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证书也不值钱了,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真正的英文吧。”


动笔之前,我决心要写出几句有意义的话来,以免愧对读者。但文章写完之后回头一看,不过是一本流水账。可见,一个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难啊。因此,以上文字,与其说是想给读者什么启迪与教诲,还不如说是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回忆自己在与恩师的神交中所获得的心灵的愉悦与精神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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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刊发于《英语学习》2019年10月刊,如需阅读原文,请翻阅纸刊。本文获作者授权转载,改编自《漫长的学习道路》,原文发表于《外国语》(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