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高档私人家教600美元一小时：美国从来就没有过教育均等
纽约高档私人家教600美元一小时：美国从来就没有过教育均等
曾敏敏老师 今天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拼爹资本主义”(“遗产型资本主义”)的回归，令教育程度越发成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子女的教育程度，也越来越取决于其父母的教育程度。
美国的家长们大概从没像过去这半个世纪这样，如此重视教育。
前些年，“虎妈”事件轰动一时，很多人看到的是亚洲教育“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胜利，却忽视了这个现象之所以在美国引发轰动的深层社会环境改变：
美国的中上阶层与知识阶层家长越来越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对孩子教育的投入近乎执迷。
“富贵不足保，唯常春藤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
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因素，而进入21世纪的美国，资本与知识出现了一种平行传承现象，即子女的教育程度越来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程度。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的共同原因是教育机会正呈两极分化。
《纽约时报》在2016年分析列出，在最富有的四分之一美国家庭的子女中，24岁时拥有大学学位的占82%，在最穷困的四分之一的家庭里，这一比例只有8%，相差整整10倍。
曾任百事可乐和大通银行副总裁的著名企业家纽鲍尔总结，“除非去上大学，否则你不会走上生活的上升曲线；今天在美国，教育是成功的关键。”
请注意，这里的教育特指精英教育。
越来越多中上层家庭坚信，上学必须要上常春藤。
这种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分化和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贬值”不无关联，在美国，普通大学本科教育质量不断下降。
相比之下，常春藤为代表的顶尖名校的情况截然相反。
“在一个充满全国和国际奥数选手、科学大奖获得者、正式报纸杂志甚至科学论文作者的校园里，通宵开放的图书馆便是这一高度竞争学习环境的象征”。
最重要的教育分化结果，莫过于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地位。
哈佛大学劳工问题权威卡茨向《纽约时报》承认，美国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不得不高配低就，成为“令人担忧的麻烦趋势”。
麻省理工学院的劳工经济学家奥托尔形容这是中产阶级下一代不得不面对的“下坡匝道”。
与普通大学毕业生情况相反，美国精英大学毕业生在职场上依然风光。
《大西洋月刊》调查显示，即便是排名第25名次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收入还是比哈佛、耶鲁的毕业生少了差不多40%，不用说排名50之后的普通大学。
教育分化的一系列数据拉开了美国择校疯狂。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菲律宾华侨后代蔡美儿几年前推出养育两个女儿的回忆录《虎妈战歌》。
“在美国，‘虎妈争议’主要限于美国的白领中上层和知识阶层，首先刊登书摘的《华尔街日报》以及跟进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等，都是美国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关注阅读的报刊。”
《虎妈战歌》是中国传统“棍棒底下出孝子”育儿哲学的现代美国版，而这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正在变化的海外社会大气候，为什么“虎妈”震动了美国上层阶级和知识精英？“
"虎妈”轰动实则反映了美国上层精英的一种日益强烈的整体焦虑。
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竞争迅速加剧，催生了担心社会经济地位下滑的普遍焦虑。这一演变强化了美国精英地位延续的老规律：“富贵不足保，唯常春藤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
换言之，维持精英地位和身份的前提，在于常春藤名校代表的精英教育。
“地毯老鼠竞赛”，从幼童开始的全面竞争。
“从幼童开始的教育竞赛，在美国知识阶层早已不是秘密，只不过‘虎妈’把这一竞赛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这一教育竞赛的“理论基础”来自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克曼，他提出了关于教育投资回报与年龄的关系曲线。
海克曼曲线清楚地表明，教育投资回报最大的是早期和学龄前的智力开发。这是缺乏知识和金钱的穷人父母最薄弱的环节。
在美国的知识精英和上层阶级中，教育竞争实际从托儿所和幼儿园时代就开始了。
在高中阶段，这种竞争体现得最为激烈。
美国名牌私立中学的历史要早于公立学校，尤其在教育发达的东北部，这些学校原先的主要目的是向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输送学生，因此获得“预备学校”之称。
如果把美国所有高中按照毕业生进入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比例排名，那么排前100名中，有94所是私立学校。
教育投资是空前的，教育机会能均等成为空话，《纽约时报》曾在学生作弊问题上引述史岱文森高中（美国著名高中）一名应届生的解释，“只要几分之差就能决定是否进得了常春藤学校”。
一名美国的华裔母亲也曾告诉记者，美国人之所以热衷让孩子参加体育赛事，除了体育项目是校园社交的“标准配置”，另一条心照不宣的理由是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
小小一条赛道就能让孩子有了竞争意识，告诉他们人生有时候不是几分之差，而可能就是零点几分之差，你就名落孙山。”
没错，分数就是学生的命根，必须锱铢必较
美国大学招生尽管讲究综合素质，但代表学业成就的“高考”成绩仍然是其中的关键项目。例如，作为SAT摸底考试的PSAT成绩，是所谓全美荣誉奖学金的入围标准，尖子生的标志。又比如中学生总统奖，其中学业部分的初选名单就是SAT每次应试中每个州的男女“状元”和“榜眼”。获得这些奖项的提名，成为名校录取的重要砝码。
这催生了美国庞大的“高复产业”。以总部在纽约的卡普兰教育集团为例，1994年收入仅800万美元，2004年已经超过11亿美元，10年增长了1400%！9年后（2013年），收入再次翻倍，达到22亿美元。
随着常春藤名校入学竞争的低龄化，在精英父母集聚的地区，课外补习和私人辅导已成为重要的经济行业。
《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市的高档私人家教每小时学费是600美元，半天辅导的费用超过大多数工薪人士半个月的薪水。
2006年，美联社关于大纽约区的名牌预校学费已超过哈佛大学，仍然“生满为患”，有长长的候补排队名单。望子成龙、趋之若鹜的家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曾经挖苦，位于华盛顿市区西北的第三选区是联邦政府高层主管人员的聚集地，其特征是虽然行政权力很大，也都算是高工资，可是60%的可支配收入都花在送子女上私立学校的学费上了。
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社会学者卡拉贝尔，2007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描述还在小孩蹒跚学步时期，富有的父母就开始雇佣昂贵的教育顾问，在漫长的“常春藤竞赛”中提前出发，并总结说：
“这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起点，家境优越然而急不可待的父母企图在这一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子女进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名牌大学的机会。”
或许正因为经历了这样的残酷竞争，让获得常春藤入场券的“精英”在繁衍下一代的问题上不愿“圈外繁殖”。
阶层固化还表现为年轻人的“选择性婚配”。
2006年在洛杉矶成立的“常春藤扩大联合会”，已扩展到全美。其主要功能是为单身的常春藤校友提供“鱼找鱼，虾找虾”的约会平台，是选择性婚配的最好例证。
这一切，让教育均等在美国渐成空话，阶层固化的隐忧已引发社会关注。